为书疯魔痴狂的名人,书事三题

发布时间:2019-11-05  栏目:金沙国际唯一官网amjs  评论:0 Comments

买书 淘书 藏书
我经常去书店和书摊买书。我买书的目的是为了学习。工作之中需要的,我就买来读,用知识充实自己,提高工作水平。有时,我对某个问题有了兴趣,头脑里有了一个兴奋点,围绕这个兴奋点,尽可能地买到相关的书。带着问题读书,围绕专题读书,是列宁的读书方法。列宁为了写《国家与革命》,读了两干多本相关的书。这个读书方法,让我很受益。我不买因炒作而畅销的书,那是知识的垃圾,时间一过,没有价值,也无处存放。我手头订有《中华读书报》、《文汇读书周报》,这是我对新的好书认识的主要信息来源。有时本地买不到,我就去邮购。我不买小出版社出的书,那里出的书差错率大。中华书局、商务印书馆、人民文学出版社、上海古籍出版社、岳麓书社的书是我的首选。品相、装祯、印制不好的书我也不买,如果急着看买了,再有好品相,印制好的版本,一定要把先前的一本换掉。
淘书是到旧书肆或旧书摊去买旧书。淘就是挑挑拣拣,买过去想买而没买到的旧书。淘书人的目的有几种,一是为了学习,二是为了收藏,三是买回来屯积居奇,待价而沽,准备有大的回报。我属于第一种。本市的文兴街、道外的二十道街,是我常去的地方。去北京,我一定要光顾琉璃厂、新街口、隆福寺、东单的中国书店。在那里,我淘得不少好书。近几年来,我陆续淘得东北,尤其是黑龙江的一些地方史志资料。一本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出版的《东北地方沿革及其民族》,自觉弥足珍贵。一本伪满时期哈尔滨第三中学的作文选,是研究日本统治时期哈尔滨教育状况的最好的资料。一部1948年哈尔滨铁路局印制的精装六卷本《毛泽东选集》,保留了毛泽东着作的原貌,有版本学价值。这部书的品相为十品。在北京的旧书店,我基本买齐了1981年作为国家社科重点项目,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文学所发起,多所高校分别承担编选的《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》。买齐了198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现代作家论创作丛书》。淘书也留下遗憾的事儿。2004年,我在道外二十道街旧物市场上淘得一套《奉天省学校国文成绩》,我依稀记得周恩来的一篇着名作文就在里面。这套书我仅花十元购得,当时激动得眼睛发蓝了,双腿发抖了。回到家里一看,缺一本,应该还有第六册,恰恰目录上标着周恩来的文章就在第六册之中,这让我扼腕唏嘘良久。
有人说淘书、藏书是高雅的活动,一般人做不到,需有闲功夫、闲钱、闲地方。这“三闲”对于我一直做不道同时俱备。我的淘书、藏书水平也就一直是业余段位的。我没有什么宋版、明刻等珍稀版本。有几部线装书,又都是清末民初的。现在我喜欢1985年以前的铅印版书,页面有凹凸感,字迹精晰,多为报纸印制,读起来不刺眼睛。我现在收藏的图书有以下几个系列:一是现代文学,包括着名作家作品及研究资料;二是文艺学,包括教科书文论、政治文论、学术文论及作家感悟文论;三是黑龙江地方史系列。此外还有古典文学、历史、政治方面的书籍,随手买来,读完分类收藏,没有什么专题。我的藏书都是为了阅读学习用的,为自己,也为了子女们,力求营造一个书香之家的氛围。
读书 翻书 玩书
年轻人读书是为了打下文化基础,提高自身的道德品质修养,为进人社会、改造社会、创造社会财富增强本领。参加工作后,读书是为了研究问题,促进工作,实现建功立业,立德立言的目的。关于读什么书,历代大学问家都给后学晚辈开列一个书单子,其中规定有必读书目。我认为,根据个人爱好、兴趣,所攻专业不同,还是读本专业的经典着作为好,要读懂名家的原始的文本。有的年轻人为求速度,不读原着,专读指导、分析一类的书,这恐怕会学无所获,还有可能对经典作家的文本有了误读。关于读书方法,我崇尚“三到”:即心到、口到、手到。也就是说,勤思考、读出声,圈点勾划记笔记,不动笔墨不读书。只有做到口诵心惟,提要勾去,才能学有所得。现在学校课堂上语文课,用很多时间分析课文,讲艺术特点,考试时出偏题怪题,而不是指导学生自己读课本,这是语文教育的悲哀。那么,怎样算读好了一本书呢,这是一个评判标准的问题。我想,说读好了一本书,先得把书读厚,把书中的内容一章一章地拆解开来,懂得基本意思。从义理三方面条分缕析,读懂文本。然后再把书读簿,知道书中的基本内容是什么,每章每节的要点是什么,这是整体上的认识。最后,觉得所读的这本书,就是我自己写的,和作者心心相通。这是读书中最高的境界。清人李扶九曾说:“上等读书法……如我当境作文一般,要如何用意下笔遣词,再沉思。思之得不得,得之其浅深高下俱有成见再去读其文;看其作法合我与否,合我者高几着?出我者远几层?得失自知矣。所谓‘文章干古事,得失寸心知’者此也。”做不到这一点,就说明你没完全读懂。当然,我说的是经典类的必读书。
翻书是在读书的基础上,扩大知识领域,广采各家精华的一种方式。这个翻书,并非是翻一下,一目十行。而是相对于精读而言。黄修已先生在回忆林庚先生时,林先生有这样一句话:“我的老师,那才叫做读书哩;到了我们这一代,只能说是翻书了;再到你们,恐怕只能说是摸书了。”林先生的老师是梁启超、王国维、赵元任、陈寅恪,那都是大师级人物,是旧式文人又受过西式教肓,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,后世人达不到他们做学问的成就。林庚先生批评的是后人们读书不认真,翻书代替不了读书、做学问。但鲁迅先生有个“随便翻翻”的习惯。鲁迅的提法内涵,一是读书要广泛,有如蜜蜂采百家之蜜。冰心说无论什么书,得到就翻开看,扩大了知识面,拓宽了眼界。二是可以读点闲书,作为消遣,是在看专业的书累了的时候的一种休息。钱谷融说:“我到现在还是喜欢东翻翻,西翻翻……因为这个习惯毕竞帮助我较容易地度过了几十年的艰难岁月,也开阔了我的眼界。”三是一种复习,精读的书还要反复看,以巩固记忆的内容。谭其骧说过:“我的看家本事也许只是对自己专业的几部基础书翻得熟一点。”可见,翻翻是做学问的一个境界。有的朋友看我有很多书,常常提出一个问题:“这些书你都看过吗?”这个问题让我很难回答。坦率地说,很多书我没读过,但我翻过。有的看了内容提要、目录,有的看过我关心的章节。翻过之后,我知道这本书的大体内容、基本观点,而且知道这本书的基本用途。如果我翻另一本书涉及其相关内容,我则立即找来进行印证,交互对照阅读。我觉得,常翻书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:能把书读活了,对一些问题能有一个较全面较深刻的认识。
前不久在上海《文汇读书周报》上读到了古远清先生的一篇文章――《余光中:玩书和不整理书》。读了很受启发。余光中先生和怡养性情相联系的读书方法是不读书而玩书。余光中说:“读书是读书的内容,玩是玩书的外表。书确实是可以玩的……资深的书呆子通常有一种不可救药的毛病,他们爱坐在书桌前,并不一定要读哪一本书,或研究哪一个问题,只是喜欢这本摸摸,那本翻翻,相相封面,看看插图和目录,并且嗅嗅怪好闻的纸香味和油墨味。就这样,一个昂贵的下午用完了。”余光中这种玩书,其实是在读的基础上,一种高雅的阅读方法。余光中在玩的过程中,熟悉了许多没来得及读的书,一旦有所用,可以立刻信手拈来。我想,玩书,是在读书、翻书基础上进行的。没有一定的知识面和较深的知识底蕴,是不会有玩书的兴趣的,更不会在玩的基础上有所得。我也喜欢玩书,但没达到余光中那种痴迷执着的程度。我只是经常把我的书搬来搬去的,有时挑出几本,放在床头,东张西望地看几页,如果有了兴趣,再仔细地读下去。玩书,使自己有了业余的兴趣,使自己忘了很多烦恼。看来,书,还是要玩下去的。
书桌 书柜 书房
有书桌、书柜、书房,是所有的读书人所希望拥有的。但这往往只是一个奢望。
从师范学校毕业之后,我被分到知青连队,旋又到知青文艺宣传队。住通铺,吃食堂,没有属于自己的书桌,书柜、书房更是不敢想的事儿了。为了能够读书写字,我利用做演出道具之机,请木工师傅给拼了一块五十厘米长,四十厘米宽的木板,模仿鲁迅先生在上面刻了一个“早”字,然后刷上油漆。业余时间,我就坐在行李上,把木板放在双膝上,开始了我的读和写。春日则挟着这块木板,手里拿着书,到小河旁消费我的业余时光。夏日则到树荫下开始我的精神旅程。到学校当教师了,有了我的书桌,但那是工作的她方,不属于私人所有。但业余时间,我则充分利用。读书、写字,度过紧张快乐的每一天。结婚成家了,居所狭窄,我则在炕上摆上饭桌,作为我的书桌,读书写字要有盘腿打坐的功夫,好在那时年轻,几个小时不动,腿脚也没有今天的发麻发木的现象。搬到一个宽敞些的住所后,先用木板搭个平台,权作书桌。及至有了一个真正意义的写字台,孩子上学了,每天要复习功课,这块原本属于我的阵地,被无条件地占领了。不过,我很感谢没有自己的书桌的岁月,那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,有书就能读得进去,在噪杂的环境中,也能及时入定,两耳不闻身旁事,一心只读圣贤书。
随着岁月长河的流淌,我的书一天一天地增加。居住房间的狭小、书无处可放。床下、桌下,凡有空闲的地方,就放几摞书。有时想起什么,需用一本书,要翻天覆地地找上一阵子,耗时耗神耗体力。我很羡慕一些人,尤其是那些大款、老总们,他们有老板台,有大大的书柜,也有书房,但他们多数人摆一些精装本的书充门面。我想,天下很不公平,有书的人没有书柜,没书或书少的人却有精致宽敞的书柜。及至我的住房宽敞了一些,用孩子的住室兼作书房,买来木板,自行把两面墙架上书架。我的书得以重见天日了。用哪本书,伸手可取,读书查找资料就很方便了。
有人说,书房是读书人宁静的港湾,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。在书房里,和有灵性、生命的书籍作伴,神游天上人间、古今中外,思考人生的奥秘,拥抱生命的美丽。我想,这可能是我人生最惬意的事了。如今,虽然已进入了老年人的行列,但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,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书房,书柜和书桌。我工作上就要退休了,但要让自己的事业转岗,作自己喜欢的事,不能虚度年华,浪费宝贵的生命。我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,让我生存在一个没有战乱的和平环境里,让我生活在可以自由思考、自由读书写作的改革开放的氛围中,我应该有所作为,回报党、祖国和人民。

古往今来大凡有成就的人,都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,他们嗜书成性,爱书成癖,甚至为书疯魔痴狂。
曲波“挖书”:当代文学名着《林海雪原》的作者曲波,12岁时读《说岳全传》,对书中秦桧非常痛恨。一怒之下,将书中所有的“秦桧”二字都用刀子挖掉,未曾想连背面的字也给挖掉了,他怕父亲责怒,赶紧向父亲解释。父亲不但没有责怪他,反而给他又买了一套《说岳全传》以示嘉许。
鲁迅“补书”:鲁迅先生从少年时代起就养成爱护图书的好习惯。每次看书,他总是先洗手,一旦发现书脏了,就小心将它擦干净。他还学会了补书的本领,备有一套小刀、锥子之类的工具,如发现书有破损,便立即修补,使之面目一新。
余光中“玩书”:书是用来读的,而台湾诗人、散文家余光中,阅读之外,还要对书“欣赏把玩”。所谓读,即读书的内容;所谓玩,即玩书的外表装帧、插图之类。一般人买书,多视其内容来决定取舍;而余光中先生,看到精美华丽抑或装帧考究的书籍便一见倾心,也顾不得内容是怎样的。他曾经这样来形容自己“欣赏把玩”书籍的情形:“资深的书呆子通常有一种不可救药的毛病。他们坐在书桌前,并不一定要读哪一本书,或研究哪一个问题,只是喜欢这本摸摸,那本翻翻,相相封面,看看插图和目录,并且嗅嗅怪好闻的纸香和油墨味。就这样,一个昂贵的下午用完了。”
华罗庚“猜书”:华罗庚拿到一本书时,首先要对着书名思考片刻,然后闭目静思,猜想书会分为几章几节去写,斟酌完毕再打开书。如果作者的思路与自己猜想的一致,他就不读了。华罗庚这种“猜读法”,不仅节省了时间,而且培养了自己的思维力和想像力,不至于使自己沦为书的奴隶。
郑所南“沉书”:宋代着名学者郑所南,他把文天祥抗元、张世杰崖山保卫战等重大历史事件记载下来,写成《心史》一书,为避过元兵的焚毁,他把书稿装进铁匣里,外加密封,沉入苏州承天寺古井里。明代崇祯十一年,因久旱井枯,乡民掏土时意外发现书稿,使这部沉埋350多年,绝无仅有的史书重见天日。
刘绍棠“敬书”:作家刘绍棠爱藏书,他家中的书十个书柜也装不下。他说:“其实我这些书没有一本贵重的,只是不忍定时清理,卖‘破烂儿’换酒喝,我出身于文盲世家,我家没有文化的老人视字为圣物,教育我自幼敬惜字纸。”
王亚南“绑读”:我国《资本论》第一个完整三卷中文全译本的译者之一、经济学家王亚南,1933年在由红海向欧洲驶去的船上,因遇风浪,大船颠簸得叫人无法站稳,他便请服务员将他绑在椅子上,聚精会神地读起书来。
闻一多“醉书”:诗人闻一多新婚那天,亲朋好友一大早就前来贺喜。可好久不见新郎出来,大家都以为他更衣打扮去了。直到迎亲的花轿快到家门口时,人们才在书房里找到他。他仍穿着那件旧袍,手里捧着一本书,兴味正浓。家人都说这个大喜时刻不能让他看书,因为他一看上书就“醉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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